【资料图】

遗址航拍

四川在线记者 吴晓铃 图片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从成都出门北过天回镇，是川西平原小有名气的城镇——新都。然而，新都作为城名是近代才有的吗？它的旧址又在哪里？

12月15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宣布在青白江区城厢天府文化古镇发现了一座汉代城址。意外的是，城址的城墙包砖上竟然有篆书的“新都城”铭文。这个重要发现一举确认了《华阳国志·蜀志》所记载的“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中新都的位置，廓清了以往学术界认为两汉至三国时期新都地理位置在新都区军屯镇的谬误。

基建考古意外发现古城遗址

2021年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为配合基本建设，在青白江区城厢天府文化古镇开展考古发掘工作，结果意外发现一座古代城址。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都城”遗址考古现场负责人杨洋介绍，该遗址的时代自战国晚期延续至民国时期。在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地层里发现了灰沟，出土了夹砂红陶的鼎足、圜底罐、陶釜、矮圈足豆、瓮等遗物，在西汉至三国时期则发现了城墙、壕沟、房址、窑址、窑炉、灰坑、灰沟、城市排水系统——这里显然是一座城址。

城墙和壕沟

随着考古的推进，考古人员揭露出了一段南北走向、长度86米，残高1.6米的城墙。城墙自下而上可分为两个时期，下部为早期城墙，宽15米，残高约0.8米，修建年代不晚于西汉中期。古代工匠先在地势低洼处垫土、平整地面，内侧开挖基槽，在外侧将早期遗迹填平，再在其上采用版筑方式分段分层平夯，逐层加高墙体。部分区域甚至还发现有夯窝痕迹，多为圆形，推测可能用木夯具夯筑，每层小夯层厚约15至30厘米。上部为晚期城墙，最宽处10.5米，残高约0.3米，修建时代为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为在早期城墙基础上补筑或増筑。墙体西部约9.8米处为壕沟，壕沟内侧在晚期城墙时期砌砖。在城墙之外，遗址内还出土了瓦当、板瓦、筒瓦等建筑构件，以及陶罐、陶钵、铜箭镞、铜矛、铁锸等残件。

铭文砖

“新都城”铭文砖证实古城身份

这座早已掩埋于历史尘埃的古城身份为何？

在清理过程中，考古人的疑问很快得到解答，因为他们发现了数十块“新都城”铭文包砖。

杨洋介绍，“新都城”铭文砖有的出土于晚期城墙外侧底部，有的出土于晚期遗迹内。包砖呈长方形，长45.5厘米、宽22.5厘米、厚8.5厘米。铭文写法可以分为篆书和隶书两种，不同模翻印，有正书、反书两种写法。个别四周有边框的铭文砖与“绵竹城”砖的形态类似。与此同时，遗址还出土了西汉时期筒瓦、板瓦等建筑构件，上面装饰有拍印绳纹；遗址还出土了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期的夹砂红陶鼓风管，应该与铸铁手工业遗存相关。

鼓风管

“根据考古材料，我们认为这处城址应该就是新都城。”杨洋表示。

在东晋史学家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蜀志》里，曾记载“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有金堂山”。但是这几处城址的地望史料上却没有明确的记载。青白江“新都城”遗址的发现，以城墙、壕沟等城市防御设施和“新都城”铭文城墙砖，以实物证据明确了西汉至三国时期“新都城”的所在地。事实上，新都城城墙底部叠压战国晚期至秦代灰沟，结合周围发现的战国晚期至秦代的遗址和墓地，考古人员认为不排除城墙的修建年代上限可以早至秦代。也就是说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以后，张仪筑成都城的时期，新都城可能也已开始修建，“唯一遗憾的是，由于早期城墙没有文字，我们不能确定它就是新都城。”杨洋表示。

新都城铭文拓片

“新都城”至今保存“小龟背”城市格局

《华阳国志》记载：“（张）仪与（张）若城成都……与咸阳同制。”也即成都基本仿照咸阳的建制，后世称之为秦城，又作“龟城”。有意思的是，“新都城”遗址所在的青白不城厢古城，至今保留了完整“龟背”城市格局。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颜劲松表示，“新都城”遗址以实物证据明确了城厢镇在西汉至三国时期为蜀郡、广汉郡的“新都城”所在地。该遗址为古今重叠性遗址，是城市考古的又一典型遗存，延续时间久，堆积丰富，为研究汉代城址布局提供了重要资料，再次彰显了成都厚重的历史底蕴。

史料记载，城厢的置城史始于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置白牟县。杨洋表示，“新都城”遗址的发现，将当地的置县史提早了700余年。此外，“新都城”遗址城内发现的铸铁作坊遗存此前仅在蒲江古石山、铁牛村遗址有发现，可能为熔炉或者炒钢炉，为研究成都平原两汉时期的冶炼规模和技术、鼓风设备、金属加工工艺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据悉，该城址还是四川地区第一座城墙、壕沟、“新都城”包砖三位一体共同展现的汉代城墙遗存。